比如，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也是一个标识性概念，其背后有非常丰富的制度意涵，包含多层次多维度的体制机制要素。

许崇德教授告诫特别行政区政府，要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对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扭曲与污名化，强调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非常尊重的，而特别行政区自身也必须自重自爱、恪守本分，牢记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按照基本法关于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关系的规定办事。据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决定设立特别行政区并以法律规定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

许崇德教授对基本法的解读全面而又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六）基本法的解释权 香港的法律体系属于普通法系，在普通法系中，法院享有对法律的解释权。许崇德教授以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为例，有力地论证了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对政局稳定的意义。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允许部分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许崇德教授出生于1929年，因为经历了旧中国的外侮和内乱，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崛起，所以有着极为深厚的国家民族情怀，视亲身参与收回港澳主权、洗雪国耻的工作为历史使命。基于此，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落实一国两制的具体措施。美国商标法重要渊源《兰哈姆法》第46条涉及地理标志，该条规定，与任何商品或服务有关方面或者在商品容器上使用任何虚假的来源标记，可能就原产地导致混淆或误认的行为，任何认为自己因该行为受到损害或者可能受到损害的人均可提起民事诉讼。

为此，欧洲部分地区形成了对假冒产地行为进行惩罚、并对合格产品进行鉴定的体系。同时，也存在历史上曾经是地理标志而在一个地方的特定阶段转化为了通用名称的产品，例如我国的大理石以及在美国不予保护的香槟等。其亦未对地理标志的本质属性进行抽象和提炼。地理标志和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不同，一般不以权来表示，其权利往往并非基于单纯的注册而产生，而是经过较长时间基于特定地区的生产者的生产行为而形成的权益（在不少国家需要经过行政确认），不是特定的人可以通过个体或集体的创造性劳动而形成的权利，其法益与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完全不同。

这种认定必须基于地理标志所具有的特定产品、特定质量、特定声誉、特定地理环境的本质特征，遵循地理标志的规律，通过明确地理标志的真实性、特异性、地域性、关联性来确定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范围，确定其利益相关人的义务。产地来源本身完全可以通过狭义的商标和普通的商业标记来解决。

美国《兰哈姆法》1052条明确规定，包含地理标志或由其构成，该地理标志用于葡萄酒或烈性酒之上反映的不是商品的真实原产地，且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根据第19编的3501（9）的定义确定）在美国生效一年之日或其后申请人才首次在葡萄酒或烈性酒上使用的，不能在主注册簿上获得注册。这种特色质量既可以表现为技术指标，也可以表现为感官差异。为此，特通知如下：我国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法国除外）企业不得在酒类商品上使用‘Champagne或‘香槟（包括大香槟、小香槟、女士香槟等）字样。无法对地域进行特定化的特色产品，所有的生产者均可以使用风味特色式的表述进行宣传。

如果单纯以主观关联为基础，商标法和竞争法即可完备地予以保护，而只有客观关联性才是地理标志保护的特殊法益。具有特色质量和基于特色质量的商誉的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并不代表具有地理标志保护的法益。强调从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保护原产地名称的机制不能明确赋予产地范围内的特定经营者明确的请求权和救济权，难以有效满足地理标志产品经营者权益保护的诉求。由此，遵循地理标志自身的客观规律，确定地理标志的认定和审查的基本标准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地理标志专门保护立法的实质性问题。

如前文所言，各国以商标法形式对地理标志进行消极保护的注册审查往往仅审核带有地理标记的商标关联的商品来源的真实性，以避免混淆和误导为要义，以特殊的商标类型（主要是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来排除显著性的限制。涉及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始于1883年缔结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

确定地理标志首先要明确其真实性。对于地理标志而言，其核心部分包括产地和产品，是从产地标记和原产地名称演化而来，最终将产地信息与特定产品信息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商业标记。

从美国法角度看，由于美国将地理标志视为商标的子集而非独立的知识产权，其商标法的一般理论适用于对地理标志的理解。对于质量的内涵而言，往往体现为品质的安全可靠、经久耐用、环保绿色等。实际上，一个带有地理标记的商标满足其商标性规定后，按照商标法就应该准予注册，指南规定的对地域范围、特色质量的审查实非商标法意义上的审查，也非商标审查机关的权责。实际上，产地来源真实性的法益通过商标法和竞争法的规制即可解决。进入 张志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认定 地理标志保护 。正如学者所言，国际公约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仅要求成员国为有利益关系的各方提供法律手段，以阻止各种误导地理来源的虚假标志和不公平竞争，包括拒绝注册和撤销令人误解的商标，对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志则提供不以误导为条件的更高保护：至于是采取商标权或类似的专用权注册使用、抑或行政权介入管理等其他保护模式，是由各国自行决定的问题。

同时，这种真实性还体现为现实中有真正的集体生产者从事相关特色质量产品的生产。这是地理标志特殊法益的核心和关键，也是区分地理标志和带有地名的商标以及带有地名的产品名称的标准。

因此，认定地理标志并予以保护必须立足于以上地理标志所保护的特殊法益以及以上三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产地来源的真实性这一基础性法益。一方面是地理标志名称作为商标的审查标准，主要是排除误导公众，基于长期使用而形成的显著性以及与在先商标的近似性。

采用了专门保护制度的日本明确地理标志认定的四个条件为：符合地理标志商品的保护范围，应具有地理标志商品所确立的特性（品质、社会评价等），其商品的特性应主要归结于原产地，标识应标示该商品以特定地域为原产地。三、认定地理标志的实质要件 从现实中看，基于对地理标志法益的认识不同，各国对地理标志审查认定的模式也不同。

前三者因赋予发明、商标和工业设计在使用上的排他性权利而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按照这种理论，当原告可以证明被告以欺骗他人的方式使用了原告的商标，使消费者误认为被告的商品来自于原告，被告的行为就构成假冒。总体看，欧洲认定地理标志的标准涵盖了地理标志保护的诸多要素，覆盖了地理标志的特殊法益，符合地理标志保护的规律，但其并没有抽象出地理标志认定的本质特征。从现代地理标志保护制度起源地欧洲来说，初始保护地理标志的市场基础是来自特定地区的货物具有某种特殊性而形成了较好的销路，进而积累了商业信誉。

而客观关联性则存在于专门法保护中，表现为原产地名称之概念。现实表明，简单将地理标志纳入商标法保护框架，采取消极保护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混淆和欺诈，但难以解决保护地理标志特殊法益的问题，从实际上看，商标制度也只能为地理标志提供相对较弱的保护，而这种保护的前提是：既要调整适用注册商标法上的显著性规则以及近似性审查等规则，还要在使用环节突破商标许可转让的规则，同时要区别性适用通用名称规则，对商标法内在的逻辑结构造成了实质性和结构性影响。

同样，美国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1993年）也规定，防止在商品的地理来源上造成对公众的误导，实际上要求不得将地理欺骗描述性标记作为商标来保护。客观关联的观点则认为，单纯的来源不足以保证品质，原产地名称必须兼具来源功能和品质功能，二者受法律一体保护。

这也是美欧两种模式的根本性差异所在。特定产品应只产自于特定地域，包括全部生产环节或主要生产环节。

简而言之，如果只关心真实性问题，无法区分诸如普通工业品、特色产品、通用产品名称和地理标志，这种认定既可能造成逍遥镇胡辣汤之类的争议，也可能对已经成为通用产品名称、进入公共领域的产品错误地赋予地理标志性质的专有权。尽管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民法上的私权，但具体分析，地理标志既涉及普遍性的私权问题，也涉及公权力行使的问题，乃是处于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交界地带、带有私权外壳的集体性权利，在知识产权领域具有极强的特殊性。把地理标志作为专有权进行保护还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是具有特定质量的特定产品，要保护的是特定来源特定产品的特色质量所带来的产地竞争优势。

其将货源标记（indications of source）原产地名称（appellations of origin）作为知识产权独立形态予以保护。这种商誉同时又要有较长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已经客观上内化于生产者、消费者的共同认知中，甚至已经成为消费文化和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会引起对特定地区特定产品和特定质量的固定的联想，从而将其与普通商标仅与特定的生产者的单一联想区别开来。

专利授权要基于发明创造的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性，其法益为创造性智力劳动带来的创造性智力成果。为此，赋予地理标志一种私权的外壳，创造法律上的权利人，从而使得公权力怠于行使的权利转变为私权主体的积极权益就成为现实的必要。

地理标志虽然是竞争法上保护的法益，实质上并非专有权，其核心在于和产地、产品紧密联系的商誉，但由于其涉及利益越来越广泛，以及各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作为专有权保护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大。从商誉角度而言，人们关于地理标志产品的观念是在交易和口耳相传中形成的，其中的地域观念实际上是抽象的、模糊的、不具体的，有时也未必是准确的，有时甚至以交易行为主要发生地代替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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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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